巴勒斯坦事业的新团结阵线

黎巴嫩之旅给我带来的第二个冲击是当地对抵抗运动、宗教、民族和国家混杂共存的认同。我到访贝鲁特的时候正值真主党庆祝停火，来自许多国家和地区组织的人们参与庆祝集会。街上到处都是扛着各色旗帜的行人，伊朗、伊拉克、也门、巴勒斯坦的旗帜最为常见。

我前往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被轰炸身亡的现场，一片空旷的区域因为以色列投下超过2000磅的钻地弹而彻底被抹平，夕阳余晖下，周围仍然矗立的居民楼外墙则并列垂下三条巨大的旗帜：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真主党。在民族国家认同已经成为一种内在化意识的今天，一种对跨国共同事业即抵抗事业的认同所呈现出来的精神力量令人惊异。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这种跨国事业或许类似于上世纪的社会主义兄弟联盟。在后冷战的氛围里，任何跨国意识形态联盟都已经很难被人们恰如其分的理解，更多人愿意从地缘政治竞争的角度来理解中东的阵营对抗。但是，如果无法理解这股抵抗力量超越民族国家的斗争议程，就无法理解中东地缘竞争背后更深层的本质。

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难现场

近30年间，最惊异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领导权从中东逊尼派转移到什叶派，考虑到巴勒斯坦以阿拉伯逊尼派为主，这一转变更加令人诧异。如果我们从葛兰西的意义上理解“领导权”（hegemony），可以说，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真主党及伊朗所代表的抵抗事业正在取代上个世纪失败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

从宏观层面看，中东地区面临两大核心问题：政治现代化和巴勒斯坦问题。政治现代化从属于民族国家内部政治发展问题，但往往形成泛阿拉伯主义或泛伊斯兰主义等具有跨国影响的政治思潮，巴勒斯坦问题是区域性的外部问题，却也常常影响甚至颠覆一国内部政治走向。

上世纪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连续军事失利对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造成了重大打击，并造成了阿拉伯国家的分裂与政治危机。随着反帝反殖民运动和泛阿拉伯愿景退潮，民族利益和国内稳定成为阿拉伯国家的首要关切，中东地区朝着保守政治的轨道调转。这一政治现代化挫折造成的另一场合法性危机，亦即民众与精英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达到顶峰。

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巨大动荡表明，阿拉伯国家还没有探寻出一种代表性政治的稳定模式，来平衡经济发展、政治现代化和本土传统之间的关系。因为缺乏回应这些基本问题的有效改革方案，阿拉伯国家始终处于一种大众和精英割裂所带来的代表性危机中。

反映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阿拉伯世界中民意几乎压倒性地支持巴勒斯坦，反对本国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是，出于各种地缘利益考量，有意愿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积极行动的阿拉伯国家寥寥无几。

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需要一种新的斗争哲学，这种斗争哲学也将深远地影响中东政治的未来。在黎巴嫩，什叶派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结盟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其中，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和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是两大关键事件。黎巴嫩建国以来，什叶派社区在政治和经济中处于边缘和赤贫地位，和第三世界中形形色色的民粹和左翼运动如出一辙，这种边缘地位成为政治动员的绝佳土壤。

起初，什叶派政治动员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政治改革维护自身利益。20世纪60年代发起并领导阿迈勒运动的什叶派宗教和政治领袖穆萨·萨德尔，从什叶派在政治经济上被边缘化的历史出发提出了“被剥夺者”（对比“无产阶级”）的概念，意指那些遭受不公和经济压迫的人民，阿迈勒运动早期的名字正是“被剥夺者运动”。

萨德尔认为“被剥夺者”不局限于什叶派，因此被剥夺者运动不是教派运动，而具有追求平等与公正的普遍主义政治诉求。被剥夺者运动虽然提及巴勒斯坦问题，但是从理论到实践，其重心仍在黎巴嫩民族国家内部。

贝鲁特南郊商铺悬挂的萨德尔肖像，他在1978年访问利比亚期间失踪，从此再没有出现

1970年约旦内战后，巴解组织被从约旦驱逐到黎巴嫩，并在黎巴嫩掀起新的冲突风暴，间接引发长达15年的黎巴嫩内战。黎巴嫩南部既是巴解组织的重要阵地，也是什叶派最集中的聚居区。

什叶派普遍同情巴勒斯坦，但随着时间推移，巴解组织和什叶派的关系越发紧张：什叶派不仅承受巴以冲突带来的附加损害，也面临巴勒斯坦组织对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的干扰。

反讽的是，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扫荡巴解组织时，当地什叶派居民或多或少将以色列视为“解放者”。但是，以色列占领带来了新的压迫，尤其是以色列在扫荡巴解过程中不加区别地逮捕和杀害什叶派居民，以及占领和控制导致黎南部经济全面崩溃。对以色列有组织的反抗和袭击开始出现。

1984年《纽约时报》报道引述了一位以色列少校的话：“以色列国防军来的时候，各个村庄的人们向我们撒去大米，而现在，同样的一群人向我们投掷炸弹。我们变成了他们的敌人。”2006年，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说：“当我们进入黎巴嫩时……没有真主党。南部的什叶派用香米和鲜花接待了我们。正是我们的存在创造了真主党。”

在贝鲁特达希亚的一周，我经常在夜幕里的大街小巷毫无目的地闲逛。因为电力危机，夜晚的许多街道和居民楼幽影幢幢。但我并不感到危险，因为同行的学者告诉我什叶派社区治安总体良好。直到我们无意闯入著名的巴勒斯坦难民营Bourj el-Barajneh。

这座难民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巴勒斯坦1948年的“灾难日”，目前人口规模大约有5万。意识到我们来到了巴勒斯坦难民营，是因为在棚户区墙壁上发现了萨达姆的海报，而什叶派居民会悬挂纳斯鲁拉的照片或者是家里牺牲的真主党人士照片。

明明现在是黎巴嫩的什叶派战士为巴勒斯坦而战，但这里的巴勒斯坦人似乎还在怀念上世纪作为泛阿拉伯主义代言人的强人萨达姆。而且，据我所知，阿拉法特在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期间站在了萨达姆一边，现在看来，这是一场极其失败又无奈的押注。

一种奇怪的感觉涌上心头，促使我问出一个政治极不正确的问题：“这里的什叶派，难道不觉得巴勒斯坦人总是带来麻烦，却又不感恩？”

 这位学者的回复出乎意料，却又引出了什叶派参与巴勒斯坦事业的核心信条：“你要明白，巴勒斯坦人已经被压迫了数十年，在被压迫的境地中，你不能以常人的理性去要求他们。我们相信巴勒斯坦人和其他人一样有平等的尊严和权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抵抗。”

同一片居民区中的两个世界及其隐喻

继阿迈勒而起的真主党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影响，接受伊斯兰革命精神领袖霍梅尼发展的“压迫者与“受压迫者”二元对立及其衍生的革命世界观，并直接接过了巴勒斯坦组织的“抵抗”（muqawama）话语。1985年，新生的真主党提出首个政治纲领，将美国霸权和以色列占领视作黎巴嫩的头号敌人，而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人民视为自己的朋友。这是对黎巴嫩问题理解的根本转折。

持续的外部干涉使黎巴嫩安全与任何国内政治改革成为幻影，必须首先击败以色列和美国的干涉阴谋。2009年真主党的《公开宣言》（可以将之视为真主党的新党纲），进一步将分析从黎巴嫩局势扩展到美国在中东以及全球的霸权主义扩张计划，对霸权的理解也从军事层面扩展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多个层次。

新党纲第一章叙述美国和西方的全球霸权与地区干预，第二章叙述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和威胁，第三章才开始叙述黎巴嫩的政治宗派主义和真主党改革国家的愿景。这表明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抵抗运动在真主党的政治目标处于绝对优先位置。

与此同时，抵抗不局限于黎巴嫩南部与以色列的战争前线，而是将“努力成为伊斯兰世界和第三世界中可怜人民中的抵抗运动”。真主党重点驳斥了阿拉伯世界中的教派主义思维，这种思维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分歧置于伊斯兰世界的团结之上。